今天明報有一篇極有質素的文章,亦與我的意見差不多。在這人云亦云的世代,到底還有誰會尊重知識呢?
梁啟智﹕誰回應知識的呼喚?
【明報專訊】雷曼兄弟於9月中申請破產保護的時候,輿論大都集中於眼前的危機。筆者10月4日於本版初提出要「把金融危機放進經濟哲學的脈絡當中思考」,來「一場香港經濟前途的大辯論」。兩個月來,幸得編輯廢神盡心,覓來了一篇又一篇分析政治經濟前因後果的文章。既是期末考試的時間,我們何不溫故知新,看看學到了些什麼?
先看金融海嘯的成因。趙耀華認為(10月29日)市場監管不足的問題,並不止於個別的衍生產品,而是當「把市場看成上帝」被奉為金科玉律後,各種的管制便因為被視為政府干預而必須放寬。對此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許寶強(11月3日)強調其階級特質,指出這經濟哲學的最終目的,實是「一系列嘗試把財富從低收入社群轉移到富裕社群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計劃」。
然而貧富的差距不可能無限擴張。林本利指出(12月3日)當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中,他們對回報的期望會愈來愈高,會只問股價升跌而「不理會公司的實質投資價值和業務情」,結果「長線投資便變成短線炒賣」,泡沫經濟由此而起。但是當泡沫一旦爆破,便整個經濟都會陷入蕭條,人人都會受害。引用葉蔭聰的說法(10月6日),是資本家於環境好時就「盡量賺錢放進自己的口袋」,環境壞時就「叫大家來一起分擔風險」。
上述的論者都沒有把所有責任推在個別的銀行、投資者、官員或監管基構,而是要把問題放在全球的尺度來考量。呂大樂明言(11月17日)把問題歸咎個人的貪婪是「差勁的解釋」,而該分析現實中的市場如何「嵌入在社會制度之內」。正如陳建民所說(12月1日),我們該反省現行資本主義的運作,是基於生產過剩而需要虛假需求來推動消費,結果除帶來信貸危機,還在「侵蝕我們的生態系統、社區和文化」。也就是說,面前的金融海嘯只是冰山一角。
基於這些宏觀的考量,則不難理解為何健吾認為(11月22日)香港需要的「不是靠一人多花一元五角,而是要重新思考香港經濟的發展」。畢竟,反省資本主義是世界大勢所趨,香港不可能白白錯過。就連甚少談及香港政治的沈旭暉,也警告沒有「全球在地化」遠景的香港,下場將會和威尼斯一樣,變成昔日的全球金融中心,「徹底退出歷史舞台」(10月20日)。
知識界介入未改變政壇焦點
回顧過去兩個月來,共有20多篇的相關評論在本報論壇版刊出,許多都力竭聲嘶提出要長線思考。這些文章條理明晰深入淺出,只要是一個像樣的大學生也肯定會讀得懂。然而花了這麼多的油墨和版面後,政壇的焦點有沒有因知識的介入而轉變?
沒有。一點兒也沒有。兩個月前政客關心的是雷曼投資者,接下來是生果金,今天的熱門題目變成了消費券,我們還是逃不過新聞周期的勞役。筆者相信這些議題都十分重要,只是當我們的注意力都集中於眼前的爭端,追訪那些在鏡頭前放聲大罵的「苦主」(如果不是富豪婚禮的話),又有誰注意到世界的巨變?
政壇集體失語 社會環境使然
我們可以在這兒多寫百篇文章,卻不等於香港就能鳳凰盤。什麼新政點子,不能靠一時三刻從立法會文件中湊合出來,也不能靠網上討論區的無責任腦震盪,而需要長時期的政策研究來支持。套用上述的宏觀視野,今天政壇的集體失語,並不是個別政黨或議員的問題,實是社會環境所使然。當大學校園內的流行政治術語是掟蕉而不是階級分析,或者就暗示了危機所在。
筆者很想寫一個快樂結尾,然而只要高官權貴繼續他們的近親繁殖,議員名嘴繼續只求其口舌之快,政府官僚繼續「社會問題,當然行政技術問題處理」……只要社會繼續不尊重知識,則金融危機仍會不斷重來,直到香港真的變成了威尼斯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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