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不把正生搬到特首辦？

正生書院的問題，的確值得關注。同事們最近走訪一次位處芝麻灣的正生，居住條件的確差得可以。但或許正是這種環境，更能夠磨練出意志，有助重生。

我亦同情梅窩居民，我相信不是所有人都存私心，只是哪種為何偏偏選中我的心，最叫人難過。

相似的事情，例如中環要建天橋，為何拆的不是IFC？而是天星及皇后？為何高增值的項目永遠不入市郊？連接深圳廣州的鐵路，為何不能在錦田設站，但就要收地把車廠等設施強建在菜園村頭上？表面看合情合理，但細心一想，車廠為何就不能建在市區？為何所有高增值項目都要建在市區？廢物焚化爐政府視為地標，那為何要建在屯門，而不是西九？

倫敦的奧運場館，選擇建在貧民區，原因就是讓貧民有更多工作發展機會，從而新生。為何香港就要把高增值的東西都放到市區，讓樓價地價一高再高？政府的算盤到底是福為民開，抑或是自肥肚腸？

今天讀明報論壇版，見有梁啓智先生的文章，非常發人深省，推薦給大家看看！

梁啟智﹕為何不把正生搬到特首辦？

——淺談空間公義

【明報專訊】在戒毒學校正生書院搬遷的爭議當中，曾有質疑新校舍選址梅窩的朋友問道：為何不搬去特首辦旁邊？這條看似發晦氣的問題，其實涉及香港城市發展的空間公義，相當值得深究。如能證明香港的戒毒服務通常都在低收入區而非高收入區開設，則代表其實正生和梅窩都是受害者，而真正的罪魁禍首卻被輿論錯過。

 

所謂空間公義，是指社會中的需求和困難，地理上都應該平均分配，不應有任何社區非必要地承擔過多的社會責任。舉個例，是否只要是權貴聚居的地方，就不會有精神病院和堆填區？如果是的話，又是基於怎樣的權力結構和社會過程？要研究香港有否此問題，就得分析各敏感公共設施的位置，和當地政經脈絡的關係。以下就以港島區戒毒設施的分佈為例，淺談香港的空間公義。

筆者首先從保安局禁毒處、醫管局和衛生署的網頁，收集港島區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機構的地址。它們包括輔導中心、物質誤用診所、美沙酮診所，和由志願團體提供的戒導中心。政經背景方面，筆者則以2006年中期人口普查為準，把過半住戶月入超過3萬的社區稱之為高收入區，以藍色標記；不足半數住戶月入超過3萬者則為低收入區，以黃色標記。把兩者放在一起，即得出下面所示的地圖。

港島高收入區多沒戒毒設施

港島區戒毒設施和住戶收入的分佈有明顯的空間關聯。在山頂、半山、寶馬山、淺水灣、太古城和海怡半島等的高收入區，找不到任何的戒毒設施。唯一例外的，是一家設於跑馬地，只有14個位的中途宿舍。從表面證供看，港島區戒毒設施的空間分佈似乎不公。是否低收入區對戒毒設施的需求特別大？報章常見名校學生和影視明星濫藥的新聞，可見濫藥並非低下階層的專利。禁毒處的網頁沒有提供慣常吸毒者的收入分佈，不過教育水平的統計則顯示不少高學歷者濫用氯胺酮和搖頭丸。高學歷區往往也是高收入區，寓意高收入區也該有戒毒設施的需求。

港島的戒毒設施多設於低收入區，是否只因這些地方交通方便？這說法有兩個盲點。許多志願團體都選擇在新界交通不便的地方開設戒毒所，可見位置偏僻不一定是缺點（甚至可能是優點）。再者，港島東有許多交通便捷的大型私人屋苑，附近卻沒有戒毒設施，可見交通問題並非主要因素。

排除了上面的兩個解釋，便不得不想空間公義的問題：是否有權貴借助某些社會力量，阻止戒毒設施遷進高收入區？一張地圖並不足以回答這條難題，但最少可以提供一些猜想。對於志願機構來說，高收入區地價高昂增加經營成本，如在淺水灣開設戒毒中心會比在芝麻灣需要更多資源；如果由政府介入供地，則會引來業主群起反對以免影響樓價，弱勢政府往往會避免自找麻煩。如是者，戒毒設施便向低收入區聚集。

這種空間的不公義是有後果的。把戒毒設施都設於低收入區，無形中增加戒毒者的社會標籤，不利他們康復更生。反過來說，高收入區欠缺戒毒設施，也可以是對當地尋求戒毒者的一種歧視，使他們更難得到關注。當空間的不公義反映在經濟當中，低收入區的樓價被進一步拉低，則擴闊本來已經相當嚴重的貧富懸殊。低收入區的居民發現自己面對雙重打擊，對建制變得更為不信任，又徒添社會矛盾。

要解決這些問題，香港人就要準備好有所付出。宏觀來說，我們是否願意為了確保公共設施的平均分佈，而放棄海景豪宅的地皮收入？微觀來說，當這些設施真的來到我們自家門前的時候，我們會選擇群起反對還是協助新鄰舍融入社區？相對於那些拉一派打一派的所謂公眾諮詢，把這些基礎問題搬出來公開討論，應該更為「理性客觀」和更能「平衡各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