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22日 星期四

教學語言的謬思

上次提過政府的教學政策搖擺不定,微調方案只會為學校、老師、家長、學生帶來更多壓力及亂像。剛剛看明報,有以下一篇文章,論點我完全認同,尤其我是英語教學下的受害者,更是對英語至上的文化恨之入骨,亦希望大家要認真思考,學好英文重要,還是有效學習更重要…


蔡明輝﹕微調方案─眾多誤解之下的共識


【明報專訊】教育局剛提出的教學語言微調方案,將過去中、英文教學語言分流的政策差不多打倒重來,剩下來的,只是堅持對水平不夠的初中學生不能全面以英文教學而已。10年前教統局官員在教學理念、研究數據的支持下,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強制以母語教學為主流,目的是讓未能使用英文有效學習的初中學生仍能有效學習,方向是正確的。所有研究、公開試成績都證明這個政策目標已達;但最後這個施行10年的政策卻因未能提升學生英文水平而遭多方反對,這顯然是對母語教學有了錯誤而且不公平的期望。


母語教學既是為能力稍遜的學生更有效學習而設,英文水平當然不會因而得到提升。10年前應該開始力做的,是研究如何加強英文科的教學,以及周邊的配套,有效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可惜,除了怨聲載道的語文基準試

之外,政府在課程、教材、教學法之上根本沒有作出任何有效的改革;而大多數的中文中學亦未有抓緊機遇,在這方面多加力度,有系統、循序漸進的協助初中學生過渡至高中的英文教學。最後,英文科教學的失效,後果卻由其他的學科去承擔。


英文教學只可錦上添花


經過近1年的醞釀,孫局長在多方協調下,終於面世的「微調」方案,竟得到家長、社會,以至部分學校的支持。筆者認為,這顆「萬應靈丹」所以得到各方的接納,是重重誤解的結果。


首先,不少家長、學生,以至教師、教育局官員仍然簡單地以為,採用英文教學可以有效提升學生的英文水平,甚至部分科目以英文教授,也對學生有所助益。筆者必須指出,根據過去的研究和經驗(參教育局網頁:《香港使用不同教學語言的主要研究》),英文教學只可以幫助那些具備一定英語能力的中學生錦上添花,對英語能力稍遜學生的學習興趣、自信心和學習成效卻是沉重打擊。這早在母語教學政策之前已是共識,但許多家長不考慮子女的能力,總之英文教學就是好的信念根深柢固,這為本港的混亂的語文教育政策製造了誘因。


另一個家長和學生的普遍誤解是:以英文教學的都是好學校。當然,如果英文教學的學校所收取的都是好學生,學校自然也是好學校。但在微調之後的彈性班是否仍能提供良好的教學,筆者是深表懷疑的。不難想像,到調微方案正式推出,不少學校會竭盡所能在收取八成半頭40%學生的條件下開設彈性班,甚至要求政府放寬開班條件。到時,可以開設彈性班的學校數目可能超過現時估計的80所。現時教育局僅要求以英語授課的教師在會考英文科取得C級或在IELTS取得6分或以上成績。這些學校的彈性班真可以提供良好的英語教學環境嗎?一所學校的優,就僅在其彈性班的數目嗎?


教育工作者變營銷經理


第三個很荒謬的誤解,就是許多校長和教師堅信,只要採取英文教學,便可在殺校潮中得救。不少校長以為,只要學校能開設彈性班以英文教學,便會成為吸引學生的靈符,並聲言這個做法可以減少標籤效應,卻無視於彈性班數目多寡、有無,其實是更為細緻的標籤,不少論者已經提出這個論調的荒謬之處。其實,大多數的家長和學生眼中,區內(或區外)不同學校的等次早有定論。採用英文教學而得到實際幫助的,大抵只有那些一直為早前提出的英中「上落車方案」而擔憂的「水尾」英中,以及收取大量第一級學生但早年未能躋身英中的「候補」名校而已。最可笑的,是在新聞中看到有英中校長聲言,為向家長說明自己學校並未降級,將會改變過去一直於術科及通識科採用母語教學的做法,來一個全盤西化!這個信念之所以荒謬,是它使原本應該專業的教育工作者變為「殺戮市場」中求生的營銷經理,甘心放棄過去聲言為學生學習好處而採用的殘餘母語教學。


事實上,若政府的殺校措施不予改變,因學生人數的減少,被殺的永遠是那些收生成績最弱的學校,不論她是否可以令學生增值的好學校。第三級學校被殺,原本第二級的學校只有收取更多第三級學生,到其時,可以開辦的彈性班自然會減少。其實,只有最頂尖的學校才可以在殺校危機中全身而回,二三級的學校,只可以在未來的日子為殺校或降格繼續風聲鶴唳。


最令人遺憾的,是教育局一邊手執學校的生殺大權,另一邊卻仍以為本港的專業教育工作者仍能因材施教,能夠彈性自行決定有效的教學語言。但正如前所述,絕大多數的學校,在殺校危機之下只會千方百計開設最多的彈性班,並以此作招徠手段,要他們誠實因應學生需要和水平來制訂教學語言措施,恐怕只是緣木求魚吧了。至於彈性班的具體實施,能否做到不弄虛作假,仍是很值得家長和教育局官員細察的。近日已有不少聲音建議讓學校選擇使用英文書,但以中文講授,本港教育界的專業程度可見一斑。即使那些未能開設彈性班的學校,由於面對的危機更大,如何處理最多25%的英語教學時間也值得商榷。當然,最有可能的做法是有一兩個科目改以英語教授(如數學、科學等),但筆者實在想不通如何讓那些根本不適合以英文學習的學生有效利用英語來學習其中一兩個科目,教授有關科目的教師自然也為此帶來沉重的壓力。


千方百計開設彈性班


即使我們的教師都是專業的,也具備犧牲精神,但他們絕非三頭六臂。在三三四

課程改革大潮之下,還要應付分班分流的雙語教學,擬兩份考試題目、筆記,還要進修英語趕及達標,這等壓力,實在不減年前的教改風潮。近年教育界人已是人心惶惶,壓力,甚至情緒病患大增,未來幾年自然也是無望鬆綁了。


最離譜的一個誤解,就是孫局長等政府高官以為,微調方案可以化解多年來教學語言的紛擾。教育語言作為一個教育研究的問題,在本港已經討論了好幾十年,花掉不少教師和學者的心血,還沒有弄出頭緒。正如曾榮光教授的說法,「教學語言政策並非單只是一教育或教學政策,它同時是體現了香港這個國際經貿的樞紐、一國兩制的特區,及後殖民地的社會,當中的各種結構性矛盾。」在這結構性矛盾之下,不論教學語言政策如何改變,只要一日仍有殺校危機、一日英文教學未能做好,總有些人會認為政策不公平、自己是受害者,並提出爭辯。問題只是新一輪的受害者是誰而已。


作為一位教育工作者,也是一個孩子的爸爸,筆者對新一輪教學語言政策仍有切膚之痛。究竟要到什麼時候,香港的家長、學校、政府才能夠釐清誤解,為我們下一代的語文教育撥亂反正?


作者是香港公開大學教育科技出版部課程設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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